明德开讲：梁漱溟与德鲁克（四）

2017.04.28

文｜王家骢

今天来讲孔子的第八个态度：非刑罚。

在开讲之前，有一点要声明，要承认自己的一个失误。

我们在前面讲了孔子的第一个态度“仁”，和第七个态度“非功利”。绕过了第二至第六个态度。现在想想也许这是一个失误。读这么重要的一本书，绝对不可以太功利，读的这么草率。

孔子的每一个态度都非常重要，它们是连贯的。而我最新的体会是，只要认真理解、掌握和践行这十四个态度，绝对没有必要去学那么多西洋的玩意儿，如情商，情绪管理，压力管理等。当一个人的生活是调和的，郑重的，不外求，不去找，哪里来的压力？当一个人不“意必固我”，非功利，一切都“顺其自然”，顺着人性，保持一种恭敬的人生态度，哪里来的情绪？了解了自己，做到推己及人，这不就是最好的同理？我并非排外，只是希望在学习西方东西的同时，不要忘了老祖宗的智慧。大家自己把这本书认真仔细的读一篇。不要被我误导。

未来的管理一定是非刑赏的管理。刑赏的管理违背人性，也违背“仁化管理”。人性的特点是什么？梁先生曾经在另外一本书中“虎性猛，鼠性懦，猪性蠢，我必言人性善”。人性善，首先要承认，人心存善意。仁化管理在于调动人的善，而非人性的恶。

我自己一致认为西方的整个思维体系有问题，尤其关于对人的认知。科学对认知自然有极大的贡献，对于人的认知可能有点束手无策。早在87年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要回国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今天要讲的话题。

刑罚，物赏即人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方式。“刑罚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诱导恶劣心理的”。我经常说，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是基于人性弱点的管理，利用的是人性的恐惧与贪婪。

“刑罚不外利用人的计较厉害得失心里来统驭人。这一老套子在新社会不唯不中用，而且它会破坏人的和乐心理，破坏协作共营生活的。”《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第188页

利用刑罚进行管理，是没有看到人的本质。人不是纯物质的，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利用刑罚做管理，只看到人的本能和理智，没有看到人心。

彼得德鲁克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危机，来自纯理智思维。在《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中德鲁克做过详细的讨论。这里不赘述。

人非纯物质的。彼得德鲁克说“管理不是科学”也是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凡是理智分析出来的东西都是固定不变的，而生活是变化无穷的。管理也是一种生活。

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中将人性分析的最透彻。他认为人除了有本能，理智之外，还有理性。本能是人天生“不学而会，不虑而知”的部分。理智是分析利害得失的能力。理性即人心。

如果只看到本能与理智（这也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思维），就会相信，通过刑罚与物赏就可以让人有好的行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理智是计算利害得失。犯错误会遭到惩罚，可能会锒铛入狱，失去人身自由，人应该通过本能和理智的计算，不犯错误。为什么人还会犯错误？西方的解释很有意思，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是性本恶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赎罪。赎罪是否成功，要等到“最后的审判”。要有圣彼得来决定一个人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就是“上帝救赎”。这是西方宗教里的解释。扯远了。

中国西文化的分水岭在于宗教。从非宗教的角度看人，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人看到，人除了本能，理智之外还有人心。

“心”这个概念在唯物主义盛行的西方是没有的，他们所说的Mind, heart， soul都不是我们所说的心之概念。梁漱溟先生讲“心非一物，故不可以形求”。虽然心非一物，没有形状，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心就是人的生命。

人心是生命的主宰。人心有强大的力量，它有那么一种“冲动”。冲动又可分为“创造性冲动”和“占有性冲动”。

企业需要调动员工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必须基于“创造行冲动”，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基于“占有性冲动”。创造性冲动是人性善的基础，占有性冲动这是人性恶的来源。

物质激励，刺激的是占有性冲动。占有性冲动很容易被计算利害得失的功利行为控制。任何功利行为都不可能有激情。创造必须有激情。

工业时代的生产，要求每一位员工进到工厂后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生产的要求。工业生产流程、机器设备的安放固定不变。如果工人拒绝改变，生产无法进行，就要强令其改变。其方法恐怕只有威逼利诱。

刑罚，物赏在短期十分有效，可以立竿见影，是效率。知识生产不可能用效率衡量，未来管理则要强调效能。因此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在以前（工业时代）或不得不用，在以后（知识时代）则不得不废”。

梁漱溟先生指出“拿法律刑赏上去统驭社会，实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计较厉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当的功利态度上。结果使人的心理卑鄙陋劣。刑罚这种东西对将来改造后之社会时有极大之问题。”

这一“改造后之社会”已经静悄悄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知识型社会。

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就是试图解决知识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

对于知识型工作者我们不可能强迫他们。知识型工作者需要有创造力，人在抑郁、愤懑之情绪下，不可能有创造力。布克的故事已经证明如此。

布克曾经是法国的钟表工匠，因为与教会意见不合，获罪并锒铛入狱。在狱中，由于身心不自由，抑郁愤懑，布克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制造出精确度在1/10秒内的钟表。逃出监狱之后，布克来到山清水秀的瑞士，获得身心自由，又能制造出精准度1/100的钟表。

废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刑赏方法之后，管理给如何做？

管理也是一种“政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免且格。”

梁漱溟先生也说“社会秩序的维持，人们协作共赢生活的实现，全要靠社会成员去自觉自律，不再靠外力的强制力。教育是非常的首要之事。但教育旨在思想意识一面吗？你必须从根本上调理好本能情感才行。”如果我们可以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孔子提出来的那些方法，难道不可以帮助我们做好管理吗？

彼得德鲁克也一直强调，未来的组织不仅仅是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还要成为教育型组织（teaching organization）.每一位管理者都要成为良师益友。管理者必须“为人师表”，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德鲁克说“管理主要是以身作则”。

我深知以上所说很难做到。但它属于正确的事，是管理者该做的事。一件值得做的事，再难也要坚持做，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儒家的真正精神，也是管理者应该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