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七）

2017.07.31

文｜王家骢

今天我们聊聊彼得德鲁克的伦理学。

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后指出，“东、西文化的分水岭是宗教”。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而中国文化中却缺少宗教，起码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存在一种“半宗教”，这就是“孝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道。

西方的宗教有唯一性，因此排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各自的教主，他们之间互不相容。中国的孝道有普遍性，每个人都有祖宗，你敬你的祖，我敬我的先，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个祖先，也能够接受他人也有祖先的事实。因此中国的孝道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

无论是宗教还是孝道都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西方人的行为约束来自外界，中国人的行为约束来自内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中国人做事只求一个心安。

伦理学关注的是道德规范，行为举止，人际关系。

伦理学也与政治相关。有人说西方人的伦理是宗教伦理，中国人的伦理是政治伦理。中国的伦理更多的是关注人际关系。而彼得德鲁克看重恰恰是这一点。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是个组织就会有上下级，就会涉及权力及权益。什么是恰当的人际关系？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中国人学习管理比较困难。

我们知道，管理是关于组织的管理，不是家庭的管理。管理只能在组织内完成。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没有组织这个概念。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与国之间缺少一个层级，组织。

当然我们不要感到奇怪，组织这个概念在西方也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我们不能怪古人为什么没有发明“组织”这个概念，需要我们自己创造。

如果没有组织这个概念，现代管理中的很多事情就无从说起，如组织行为，组织思维等。学习管理就会感到吃力。

我认为，组织行为学真正讨论的应该是“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学”。组织本身没有行为。它的一切活动都是管理者的活动。任何企业的决策都是其决策层的某个人做出的。

组织管理者的思维和行为决定了企业里的人是否能够做到卓有成效。每一位员工如何自我管理，如何自我约束，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在前面提到，西方的伦理是宗教伦理，是外在的约束，中国的伦理是自我约束。西方人习惯“遵纪守法”，中国人则容易“有法不依”。如果自我修为丢掉了，中国的企业就很难管理。

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更不是家庭或国家。宗教约束人的方法是“诅咒”，死后不能进天堂。国家约束人的方法是法律，家庭约束人的是长幼尊卑的血缘关系。这些约束人的方法在企业中都用不上，企业不可以私设公堂，没有“立法权”，也不可能利用血缘关系留住人，限制人的行为。

企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如何约束人的行为？如何保障每个人的利益？

鲁克认为人只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最佳方法是责任与义务。保障每个人的权益的方法是各自尽各自的义务。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尽自己的义务，所有人的权益都在被保护之中。

彼得德鲁克在研究了世界各地的伦理思想之后，最终选中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伦理以及儒家的伦理。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宣言核心理念是“not knowingly doharm”，不故意伤害或不作恶。儒家的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不是要人服从吗？

我不知道人们是从哪里看到这是要人服从，我的理解是，君君、臣臣讲的都是义务与责任。做皇上的尽皇上该尽的义务，负起皇上该负的责任。做臣子的尽臣子该尽的义务，负起臣子该负的责任。依此类推。

当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义务和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时，所有人的利益都在被保护之中。

彼得德鲁克曾经批评西方消费者权益运动时说，消费者权益运动是企业营销的“耻辱”，（the shame of marketing）。因为企业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没有承担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消费者不得不揭竿而起，争取自己的权益。

至此，我们大致介绍了彼得德鲁克管理学构成的要素，可以看到管理学做为一门学科，涉及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伦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还不足以形成完整的彼得德鲁克管理学。在现代管理学中还需要发明几个概念，才能够拼出一副完整的画面。

彼得德鲁克自己发明了哪些概念呢？我们留在下次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