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 –“意外的管理大师”

2018.06.02

文｜王家骢

（注：最近的文章都是写给企业家和管理者们看的。题目有些另类，有朋友指出有点儿标题党的嫌疑。但是管理者们都是大忙人，他们已经被日常的危机所缠绕，无法脱身。如果引起这些大忙人的注意，使他们看到并懂得，繁忙不等于效率，繁忙不等于创新，今天的忙乱会给明天制造更多的麻烦，有点儿标题党也许不是坏事。So be it！毕竟管理者们的日常紧急行动，仓促的决策对企业的未来会产生长远影响和后果。）

德鲁克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个践行者。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他的所做所为。他的所作所为，亦是他的所思所想。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列举了七个创新的机遇。

意外事件

不一致之事

机遇程序的需要

未被注意到的市场结构变化

人口统计数字和人口结构

情绪或认知的变化

新知识

在读德鲁克的著作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德鲁克是创新的高手，也是利用这个七个创新机遇的行家。他就是一位“意外的管理大师”。

德鲁克成为现代管理之父，有其必然，但基本上是偶然的，是意外的。德鲁克并没有计划发明现代管理，打算成为现代管理之父，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纯属歪打正着。德鲁克不但意外的创建了现代管理学，他还发现了自己，Made a name for himself.

德鲁克自己对沃伦·本尼斯说“我是滑进或是掉到管理学里的。”（I slid or fell into it）

1985年《公司》杂志采访德鲁克，资深记者汤姆·里奇曼问德鲁克“你是否有一个德鲁克计划？”

德鲁克回答说: “事后回顾，差不多是如此；但事前展望，并非如此。30年前，我有了最为朦胧的想法：我的归宿在哪里。而在这之前，我已摸索了10至12年，不是按照预先的设计，而是透过偶然的事件来进行摸索。” （ for 10 or 12 years before that I hadexperimented, not by design but by accident )

德鲁克在一开始并非想成为“管理大师”。早年的德鲁克，其兴趣在政治和社会学上。在他十七、八岁时，“狼吞虎咽地读了许多书，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不过我逐渐对政治、社会理论及政策方面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鲁克承认“其中有两本书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另外一本就是费迪南德·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翻译为《共同体与社会》）。

德鲁克最早的两本书也是关于政治与社会的。《经济人的末日》是一本“政治的书”，《工业人的未来》则是“社会理论”的著作。

可以说德鲁克的现代管理学是从“政治和社会学”中脱胎换骨出来，而不是经济学中走出来的。

德鲁克曾经听过凯恩斯的经济学课，他认为“经济学讨论的是商品的流通”，而德鲁克确认为“人”比“概念”要有趣得多。

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写到，“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那两条腿的动物——男人与女人，那么变化多端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人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因此，我从未认为哪个人特别无趣。”

所以德鲁克说他对“人、社会和社区”感兴趣，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如果他说过，他对经济学感兴趣，反而会让我奇怪。

事实上，德鲁克始终对经济学家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经典经济学家。

《公司》杂志的里奇曼问德鲁克“你想说一些对经济学家们不尊敬的话吗？”

德鲁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经济学家们要到20年后才能明白一点事理，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者了。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完全无用、但却固执教条的理论的囚徒。经济学家们与1300百年前的神学家们相似：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

德鲁克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够谦虚，认为他们过于自信和自大。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就宣称他们对所有经济问题都有答案，而且答案都是那么令人轻松愉快。他们“就好像一名医生告诉你说：你得的是不可救药的肝癌，但如果你同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一起上床，病就可以治好。” 事实上，30年代后的经济危机都是因为政府“和17岁的漂亮姑娘一起上床”造成的。

例如，2008年从华尔街刮起的金融海啸，其解决办法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原来的私人债务变成了政府债务。政府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印钞票。印钞票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解决方案，但是长期的结果是“肝癌患者严重体力透支”（政府），而“17岁的漂亮姑娘”（纳税人）还无法满足。

既然说德鲁克的现代管理学是从政治、社会学中脱胎而来，就有必要将对德鲁克产生重大影响人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了滕尼斯与伯克。他们两位对德鲁克的影响是，滕尼斯让德鲁克意识到了人必须在社区与社会中生活。让德鲁克认识到人需要社会就如同他需要空气一样。但是，尽管人需要社会就有理想或功能的社会，必须通过人去建设。建设一个功能社会必须要有相应的工具与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伯克的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让德鲁克开始思考如何在变革与稳定之中找到动态平衡。革命并非社会改造与建设的最佳途径。任何革命都是血腥的、暴力的、破坏性的。通过革命上台的人不一定是最佳的统治者。希望搞革命的人通常都是绝对化思维的人，他们只能做反对派，他们需要有反对的对象才能够存在。一旦自己掌握了政权，就没有了反对的对象。没有了反对的对象，那他们岂不是抓瞎了吗？所以他们就拼命自己瞎折腾，自己革自己的命。

所以德鲁克说他是老范儿的保守派。在同一次的访谈中德鲁克说，“我是一个老保守主义者，不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我从来就不是一名新保守主义者。例如，尽管我信仰自由市场，但我对资本主义有相当大的保留。任何是一种价值准则绝对化的体制，都是错误的。基本上来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权力是什么，而在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些是非常古老的保守主义的态度。” 德鲁克的这一保守主义态度，也让我看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之处。

除了滕尼斯与伯克之外，还有几位对德鲁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法国政治经学家萨伊，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美国政治学家玛丽·福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

在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占了重要的位置。而这些思想是受萨伊与熊彼特的影响。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最早提出企业家的概念。萨伊指出“企业家就是将资源从低产出转移到高产出的人”。

萨伊

德鲁克给出的定义更简单。他说“企业家就是赋予资源以生产财富的能力的人。就这些。”

很多人认为熊彼特是经济学家，确切地说，熊彼特是政治经济及社会学家。熊彼特以其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成名，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理论。他1942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根据现实意义。

熊彼特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创造性破坏”的创新理论深深地影响着德鲁克。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到处可以看到熊彼特印记。

如果说萨伊和熊彼特对德鲁克的影响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方面，那么玛丽·福丽特对德鲁克的影响则在政治方面。

中国读者对福丽特可能了解不多。但是福丽特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欧美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玛丽•福丽特

德鲁克曾经说，如果称为我为现代管理之父，玛丽·福丽特则是现代管理之母。德鲁克将福丽特比喻为“管理的先知”。在所有政治思想家中，福丽特的思想可能与德鲁克最接近。

福丽特提出“企业是一个社会机构”，企业与员工在企业中有“共同利益”。福丽特还认为，冲突不是坏事，而是创新的基础。

因为德鲁克一直要建设一个“功能社会”，他需要找到一个建设社会的平台与方法。这让德鲁克开始思考如何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从内部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

机缘巧合，一个意外的机会让德鲁克开始接触管理。

这个机会就是通用汽车。我们下一节介绍通用汽车与《公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