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 -“租来的场地，借来的工具”（二）

2018.06.14

文｜王家骢

自然界存在两种生物：动物与植物。动物中又可划分为人类和动物类。人类和动物类又可细分，猿人、类猿人、爬行动物、脊柱动物等。

生物与自然环境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个体数量和种群数量受自然资源的制约。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个平衡。西方人认为是上帝，中国人认为是“老天爷”，创造了万物，主宰一切，控制着平衡。中国人说的“老天爷”是非人格化的，西方人的“上帝”是拟人化的。前者产生哲学，后者产生宗教。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打破了上帝创造论，提出自然界的一切物种都是进化而来。这一理论对西方人来说是颠覆性的，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of course”，当然如此。中国人很少去追究本源，很实际，只是承认现实，接受现状，然后问“该怎么办？”

任何物种都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个体生存与种群繁衍。种群繁衍需要强壮的个体，只有如此，种群的优秀基因才可以延续。对于一个集体来说，过于强大的个体又可能破坏秩序。

个体与群体（集体）之间永远存在冲突、矛盾。个体太强大，会破坏种群秩序；集体过于强势，会压抑个体的发育。个体与群体之间要寻求动态平衡来解决这对矛盾。

在大型组织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地平线上一马平川，除了几座政府机构之外，没有其他“大型建筑”。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社会才出现铁路、工矿、纺织厂、钢铁厂、炼油厂、汽车制造厂这些大型组织。后来的大型组织还包括大学、医院、学校、研究机构（科学院）。它们成为新的“社会机构”。

现代组织是新型社会的基本单位或细胞，是社会中的“新物种”。组织作为一种“新物种”就必须能够持续存在，持续发展，永续经营。

面对这个“新物种”如何认识它，如何令其生存和“繁衍”（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人类面前。

在德鲁克之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起码没有人把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德鲁克只能借鉴其他研究社会机构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组织。研究的方法一定来自人文学科，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

德鲁克没有从经济的角度，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现代组织，而是借鉴政治和社会学的方法。《公司的概念》是他研究的成果报告。

德鲁克说，“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是政治学和政治分析所讨论的传统问题。”传统的政治问题包括机构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legitimacy）.

社会机构的合理性决定了它是否可以长期存在。不合理的社会机构必然遭到社会淘汰，如同大自然淘汰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那样。自然世界法则“物竞天择，最强壮者生存”也适用于人工生命体。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以前翻译为“适者生存”，是被动的。在企业中，你不适应，我就淘汰你，多少有点儿有人在扮演上帝的感觉。“最强壮者生存”是积极的态度，是我要成为最强壮的个体，不是要别人逼我学会生存。

评价一个社会机构的存在是否合理，必须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思考。任何关于机构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都应该从三个层面展开。这三个方面做的如何，也是检验一家机构是否足够“强壮”的标准。

第一个层面：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否能够解决三个问题，即政策、领导人的供给以及衡量其有效性的标准。

第二个层面：组织的信仰或价值观是否符合它所在社会普适（普世）价值，包括机会均等的问题，利益分配是基于什么，每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尊严，是否平等和自由。

第三个层面：组织的目标与社会功能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如何化解这个矛盾？例如，公司有利润目标，社会有对廉价物品需求的目标，二者是个矛盾。公司应该如何平衡？

在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时，我通常会从这三个方面去思考这家公司是否健康。如果它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财务报表再漂亮也不是投资对象。看一家企业是否可以持续发展，不是看它有多么聪明，而是看它是否健康。

我一直强调德鲁克的管理是关于“组织健康”的，不是关于“组织聪明”的。

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特别是希望成为“百年老店”的公司来说，培养未来的领导者或接班人是管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组织是由人组成的，服务组织的个体寿命通常不会超过组织的寿命。一只蚂蚁的寿命可能只有几十天，但是蚂蚁作为一个种群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一个人很难在一个组织中服务一百年，但是组织可以，起码在理论上，永久存在下去。组织能否持续，取决于它是否有合格的接班人。

如何培养接班人？最佳的培养模式是什么？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对培养接班人最有效？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给出了“联邦分权”的组织形式。

关于“联邦分权制”的利弊，我们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