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旁观者的眼神（二）

2018.06.25

文｜王家骢

昨天我们留了一个话题，“管理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今天再增加两个问题。

1）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德鲁克会如此担忧？

2）为什么德鲁克担忧自己会在管理学史上变成一个“nonperson”？

先来说说管理不是什么。

人生有时会与人开玩笑。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德国化学家早在1905年就发明了局部麻醉品奴佛卡因。但是他没法说服医生使用它。医生更喜欢全身麻醉。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牙医开始使用这玩意。于是，这位化学家开始走遍德国，四处演讲，反对将奴佛卡因用在牙科手术上，因为他的奴佛卡因不是为牙科手术而设计的。”

人生就是这么折磨人。自己劝别人不要做的事情，有时自己却不得不做。当然德鲁克做的事情与这位德国医生完全相反。

德鲁克也花费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告诉人们“管理不是工商管理”。1973年出版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以及2008年的修订版，德鲁克都在大声疾呼的说“管理不是工商管理”。

德鲁克指出“认为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思想仍在负隅顽抗，因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管理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就如同医学不只是妇产科一样。”（第68页）“为使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富有成效，有关基本假设的第一个结论是：管理是所有各类组织用以识别身份的独特器官。” 换句话说管理是所有组织的管理。

德国医生发明的是“局部麻醉”，医生们却喜欢“全身麻醉”。德鲁克发明的是“组织管理”，系统管理，而管理者却偏好“局部管理”。他们认为，局部相加等于全部，认为做好每一个职能工作就等于做好了管理。

然而，大量事实摆在眼前，管理者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请问：

做好了销售等不等于做好了管理？

做好了财务等不等于做好了管理？

做好了生产等不等于做好了管理？

做好了研发等不等于做好了管理？

相信每一位管理者给出的答案都是：不等于。

尽管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完成，可是做好这些事情又不等于做好了管理，那说明管理是这些任务之外的内容。

有人会问那管理到底是什么？

上篇文章说过，不应该问“管理是什么？”，正确的问题是“管理是关于什么的？”

管理是关于人的

管理是关于所有组织的

管理是关于“组织的人性面”的

管理是关于释放每个人的潜能的

管理是关于组织健康的！

现代管理学的理念是建立在“社会机构”之上的。社会是由各种机构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这些组织机构形成了企业的商业环境。

如果把管理只看做是“工商管理”，忽视其他组织的管理，企业管理一定做不好。因为企业是社会的器官。一个健康的器官无法在病态的体内存活。

所以我一直强调管理是关于组织健康的。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德鲁克会如此担忧？

最早发起和参与“管理运动”（management movement)的人，包括胡佛，马萨里克（Masaryk），当然还有玛丽·福丽特，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工业社会”而非商业机构。换句话说，这些人全部在关注“全身麻醉”，而不是“局部麻醉”。那个时候的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人格的发展，价值观念坚持。这些都是“冰山”下面的内容。

三十年中末期，心理学研究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关注冰山上的那一点点事情。研究不再关注原则，人品，价值，信念，效能，而是开始强调效率，性格，行为等表面的东西。

心理学对管理的影响重大。管理的重点开始移到利润，效率，金钱。他们将管理看作是“tool box”，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工具”。管理者的注意力开始发生转移。他们只注重问题，而不是机会，只看到人性的弱点，而不是人的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福丽特的影响力开始消失，变成了“nonperson”，因为她的“ideas、concepts and precepts were beingrejected”。她的基本想法已经与流行的思想不符。

如果说三十年代的转变是由心理学带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转变则是从几本书和一部电影开始的。

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In Search ofExcellence），肯·布兰查德的《一分钟经理人》，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彻底改变管理者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贪婪是好事”（Greed is good），管理只需要一分钟搞定。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价值判断已经不重要。一切都是技巧。

随着一群老派管理者退出企业界，戈登·盖柯式的人物控制了华尔街，德鲁克的影响力也开始在下降。甚至当时的克莱蒙顿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也认为德鲁克的品牌价值在下降。（“This is a brand in decline”）三十年代的悲剧似乎在重现。

德鲁克是一位非常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人。他总是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他一直强调“要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需要看已经发生了什么。”

从事物发展的趋势以及发生在福丽特身上的事情，德鲁克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当然，说德鲁克担心自己在管理学史上成为“nonperson”是极为不公道，也是极为不敬的事情。

德鲁克很少谈论自己。有一次，Bob Buford（《德鲁克与我》的作者）带着他的一位同事去采访德鲁克，希望德鲁克说说自己。德鲁克用四句话就把人家打发了。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遗产是我的著作。我没有成立一家公司。现在你想聊点什么？”

德鲁克担忧的是他的思想，那种浓厚的人文关怀在组织管理中丢失。事实上，这种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失落的管理艺术”。

我们从德鲁克的眼神中看到的是一种失落，担忧，其原因就在这！

但是，我们说德鲁克又是自信的。他相信正确思想一定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有了正确的土壤，这种思想一定会发扬光大。

这块土壤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