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家”炼成记

2019.04.07

文 | 王家骢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社会生态学家”是如何炼成的。它试图回答，为什么德鲁克提出的管理是“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学”？它追问的是“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什么问题？“社会生态学家”的知识结构如何？“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怎样？“社会生态学家”的人生观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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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学家”在管理学界的影响

彼得·德鲁克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巨大。有人说，如果没有德鲁克，世界经济的发展至少要滞后五十年。受德鲁克影响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包括花旗银行前任董事长Walter Wriston，英特尔的安德鲁·格鲁夫，微软的比尔·盖茨，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宝洁公司的雷富礼，惠普公司的帕卡德，中国的海尔的张瑞敏，日本企业家包括伊藤洋华堂的伊藤雅俊，优衣库的柳井正，韩国柳韩-金佰利的文国现，当然还有数以万计的不知名的企业家。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说，世界上75%的大型企业都在用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相信此话不谬，因为大多数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都在模仿通用汽车的模式。通用汽车的管理模式被德鲁克在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公诸于世。

除了企业家之外，德鲁克还影响了一批管理大师，如爱尔兰人查尔斯·汉迪，奥地利学者弗雷德蒙德·马利克，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营销学之父科特勒，《七个习惯》的作者史提芬·科维，《基业常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由此可见，作为“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当之无愧。

（2）

“社会生态学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

尽管人们熟知德鲁克在管理上的成就，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学科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四十年。

1939年初，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丘吉尔的好评。通过这本书丘吉尔意识到德国纳粹的本质以及可能给欧洲乃至全人类带来的危害。丘吉尔为该书写过一篇评论。二战伊始丘吉尔就将这本书做为必读书推荐给英国将士。这本书也成为丘吉尔发动反法西斯战争的集合令，使得这场战争成为正义之战。在丘吉尔的劝说下才使得美国下定决心参战。用德鲁克的话说，丘吉尔一经宣布发动反法西斯战争，“希特勒就已经玩蛋了”。

三十年后，德鲁克的政治思想再次影响了英国的政治。撒切尔夫人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她的政策，特别是将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是受德鲁克“政府的疾病”的启发与影响。

1969年，德鲁克出版了《不连续的时代》一书，其中有一章节讨论“政府的疾病”。这篇文章的内容成为撒切尔夫人政治观点的核心部分，撒切尔夫人说“一个政府想要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它就必须停止‘亲力亲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政策、做决策、制定标准体系和国家的远景规划方面；也就是，要集中在国家统治上。”换句话说，政府的角色是国家治理（政治），而非运营经济。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改变了经济政策，为企业提供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据德鲁克回忆，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1970年的新年致辞中讨论的大部分内容是“政府的疾病”问题。

德鲁克关于政治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总会令人感到不安。他一直在强调，未来不可能依靠“社会救赎”（salvation by society）而是要“自我救赎”（salvation byoneself）。（为什么要自我救赎，我们留在介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时再讨论。）

（3）

德鲁克到底是什么学家？

德鲁克的贡献和影响之大，我们却很难定义他是什么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写过不少关于经济的书，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写过不少关于历史的书，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写过不少关于政府和政治的书；虽然一开始我是政治学家，但是很早以前我就离开了这个领域。”

如果一定要定义他是谁，可以借鉴德鲁克自己的一句话。他说“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的‘人造世界’（Man's man-made environment），类似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环境一样。”

“社会生态学”是德鲁克自创的词，但是“社会生态学”却不是德鲁克的原创，它有很多“先辈”。例如，伯克、滕尼斯、韦伯、凡勃伦等人的思想构成了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白芝浩（Bagehot）。白芝浩关于“社会张力”，即变革与稳定间的矛盾成为德鲁克终生关心的问题。

“社会生态学”充分体现了MLA（通识管理）的本质。我经常说德鲁克的通识管理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学”。MLA的关注点在社会，企业只是建设“功能健全的社会”的工具和手段。

（4）

社会生态学家关注哪些问题？

社会生态学家关心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生态学家关注变革与稳定的平衡。

近几百年来，西方主流思想是“进步”（progress），在他们看来凡是新的就是先进的，就是好的；凡是保守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不好的。政治上分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的政治主张是“progress”，保守党的政治主张是“preservation”或“conservation”。

社会生态学家是“改良派”，他们反对革命或以暴力手段推翻旧制度。但是他们不反对变革。在他们看来，“变化是唯一的永恒”。但是，只有当旧制度妨碍社会进步时才会创新。换句话说，创新不是目的，而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听起来似乎有点是个悖论，对于社会生态学家来说，创新是为了保守。所谓保守就是保存生命。

每一位企业家都应该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企业家骨子里不是个冒险家，而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知道，企业作为一个人工生命体，会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同时他们也知道，企业家和管理者是赋予企业生命和活力的人。人工生命体可以超越自然法则。企业创新可能会死，但是企业不创新肯定会死。与其等死不如一搏。其行为看似是冒险，实为是要让企业继续生存下去。保存企业的生命，让它“再活五百年”才是冒险的目的。 2、社会生态学家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工业社会，组织的权力过大，个体如何成为可能？

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或组织型社会。组织就必须有结构。人类熟悉的组织结构是金字塔或科层制结构。在这种结构里，权力集中在顶端，集中在个别人手里。如何避免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犯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社会生态学家提出的问题。他们在问，工业社会，个体如何成可能？

“个体如何成为可能”原本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在德鲁克之前，大多数政治家或社会学家提出的都是“社会如何可能？”很少有人提出“个体如何可能？”这个问题。

或许有人问：“个体如何成为可能？”与现代管理有什么关系？其关系大矣。

我们知道企业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了人，企业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的最透彻，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要表达的意思是组织离开了人，组织便什么都不是。

既然企业是由人组成的，它的绩效也由人来决定。企业的创新能力自然离不开员工。员工的创造力决定了企业的创造力。创造只能由自由人完成。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

德鲁克在1939年就写成了《经济人的末日》。该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人非经济人，而是自由人。但是，工业社会又出现了把人变为“奴隶”的苗头。

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把人再次变为机器的“奴隶”或组织的“奴隶”，是社会生态学家关心的问题。

3、社会生态学家关注的是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会通过组织联系到一起。组织好似一个社群。人只能在社群中有身份。例如，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我们说，“我是一名医生”，“我是大学教授”，“我是销售经理”都表明自己的身份。一个人的功能在社会，他是否可有机会为社会做贡献。贡献要通过企业来实现。

企业如何运作？只有进到企业内部才能够弄清楚。德鲁克是幸运的，1944年通用汽车邀请他去到公司内部，于是才有了那部《公司的概念》。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科层制之外的一种组织架构，联邦分权制和MBO与自我控制的组织原则。

只有“社会生态学家”能否看到这些关系。

4、我们在前面说过，社会生态学家关注的是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企业来说，变革是一种主动行为。

任何创新都是为了适应变化。变化带来的是不确定性。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与其被动地等待不如去创造它。

企业不能等待“劫后重生”，必须在劫难之前寻找“第二曲线”。

5、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什么？这也是社会生态学家关心的问题。进化论认为社会进步是依靠自然的力量。社会生态学家确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因是科技。科技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于是德鲁克开始关注科学史。他认为，普通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科技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与普通科技史学家不同，德鲁克不是就技术而技术，也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产品如何生产或事情如何做。他关注的是人如何生产以及人如何做。

6、通过给工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做咨询，德鲁克意识到，社会已经进入“组织型社会”（society oforganizations），传统的伦理关系已经无法满足新型社会的需求。 以往的伦理关系，例如中国的伦理关系是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都是自然人之间的伦理。

现代社会比原来多了一层关系，即自然人与法人的关系。 通过观察，德鲁克还发现，西方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人际关系矛盾已经不再是劳资矛盾，或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未来社会突出的矛盾将是服务型员工与知识型员工的矛盾。虽然矛盾依然是have 与have not，但是这次矛盾是有知识与无知识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将是21世纪的管理挑战之一。

7、作为一名社会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意识到，社会即是组织型社会，也是管理型社会，雇员社会，它已经不再是资本社会。这个社会中谁是领导阶层？如何培养领导阶层？这些领导者需要哪些条件？如何使他们的权力具有合法性？

在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德鲁克写出了《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些跨时代的著作。

（5）

“社会生态学家”是如何炼就的？

“社会生态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天生的。他们天生是一名“旁观者”。旁观者是不从众的人，他不赶时髦，甚至与同时代的人背道而驰。用德鲁克自己的话说，“out of sympathy with basic trends of his time.”

“社会生态学家”有强烈的同情心，他对人有一种天生的人文关怀。

“社会生态学家”也是后天造就的。他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他以其“三棱镜”式的眼光，将社会现象折射，而不是像镜子一样简单的反映。

“社会生态学家”总是看向窗外，不断寻找“社会生态”的前沿。

他从政治出发，探索组织内部运营管理的机制，看到了管理的前沿。他探索社会的变化，看到组织社会的前沿。他探索社会发展的动力，看到了科技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看到了创新领域的前沿。

“社会生态学家”，用歌德的话说，就是“Born to see, meant to look.”

他们是天生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