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领导力模式”的反思

作者：王家骢

2019.04.29

明德学堂的任务：明德、管普、解惑、践行。

本文的内容是对陈春花教授“解码未来领导力”一文的反思。

先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出在《旁观者》一书中。

1940年，为了纪念《财富》杂志创刊十周年，《财富》杂志编辑部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因为前任主编的疏忽，距离出版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一篇成型的文章。为了“救火”，报阀鲁斯邀请德鲁克做这一期的“救火队长”。德鲁克在《报阀鲁斯》中讲的这个故事。

一位记者撰写了一篇关于IBM的报道，文章的内容让IBM的创始人华生（Watson）大为光火。他把电话打到编辑部：

“我是华生，我想和有关IBM那边文章的执笔人谈谈。”

“对不起，他不在。您可以跟我讨论。我是德鲁克，负责那篇文章的编辑。”

“我不是要讨论那篇报导，我想和执笔者本人谈一谈。”

“可否先告诉我？我一定会代为转告。”

“你跟他说，我希望他加入IBM，做我们公关部的主任。薪水多寡由他自己定。”

德鲁克接着写到，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从前听说的“利诱”吧，籍以说服执笔者不登有关自己公司的报道。

“华生先生，您应该了解，不管执笔人是不是仍旧在本杂志服务，那篇文章是会刊登出来的。”

“我当然知道这点。如果你们不登，他也不用来IBM了。”

“对不起，华生先生，您看过那篇文章了吗？”

听我这么一问，他不禁火冒三丈：“有关我自己和我公司的报道，我怎么会放过？”

“那么您还想让执笔人做您的公关主任吗？”

“当然，至少他对我很认真。”

如果陈教授以及她的粉丝看到我的文章，希望他们不要火冒三丈，起码我是认真的。

为了今天的讨论，我把陈教授关于未来领导力的文章仔细看了不下十遍。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文章，我一定非常高兴，起码说明他对我是认真的。

如此花费时间分析，并非想要抬杠，而是要解决自己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文章，会受到如此多人的欢迎？最最不解的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家从中的的确确获得启发？我意识到，问题一定出在我这里，一定是我没有看到企业们看到的信息，或许我个人认为这些信息不重要。自己认为是否重要不是关键，关键是要找出企业家认为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做一番讨论的原因。

讨论问题应该避免情绪化，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出在情绪化思考中。

首先，感谢王丹维老师，他的建议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提醒我说，“试着换个底层框架：认为这个未来领导力挺好，应该很有价值，确实也很有意义，在情绪上把别扭转换为‘欣赏’…看看你会发现什么？”

于是乎，本着“欣赏”的心态，我重新思考。以下是我的思考结果。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先从文章好的一面说，然后再指出文章的严重不足。

陈教授的文章陈述了一些重要的实事，恰恰是这些事实点醒了企业家，让他们意识到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使得过去的知识与经验无法继续指导管理的实践。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人们所遭遇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 所面对的挑战，都是面向未来的挑战。因此，人们需要真正具有面向未来能力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在动荡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可以朝正确的方向前行。 ”

这句话大致是不错的，它说到了企业家的痛点。企业家及管理者的的确确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章接着又说，“这已经不只是挑战与困惑，还导致了人们对未来的无力感。因为这一切也削弱和颠覆了过去几十年里人们所熟悉的标杆与价值判断，人们不断询问：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选择?”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需要企业家深度思考的问题。

然后文章笔锋一转，陈教授给出了她的发现：

“受访者几乎一致认为，除了需要担当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职责之外，他们还必须面对不确定性以及未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必须调整他们的战略、业务结构、组织及文化、激励及约束机制以适应动荡的环境；

无法预知的新挑战；

更为复杂的员工需求以及面对未来的选择。”

可以说这三个发现很重要。它们涉及到企业管理的三个问题：

1、战略制定；

2、持续创新；

3、员工管理。

相信任何一名企业家都在为这些事情头疼。

只不过德鲁克早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讨论过这些问题。

陈教授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重视管理问题。

至此，陈教授的诊断已经结束，并开始给解决方案。可以说文章到此都没有问题。真正让我纠结的是在后面。

接下来，陈教授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要提升“未来的领导力”。

变革时期需要领导力，这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陈教授给出的解决方案过于简单，缺乏一种深度思考。如果她能够探究一下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论述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德鲁克说，企业管理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企业中暴露出来。

先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提出解决方案。如果不做深度分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恰恰是因为陈教授没有对问题做深刻的分析，就给出解决方案，显示出她做学问的态度和治学精神不够严谨。而我认为以她的影响力，如果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她完全可以改变社会。

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期望值很高，所以才对她的文章感到失望。

企业管理面临的挑战到底来自哪里？我认为是来自社会的变化。

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以及其他著作中多次强调，决策一定要从最高的概念层面入手（highest conceptual level）。做出决策之前首先要定义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现象，还是普遍问题？只有定义清楚问题的性质是什么之后才可以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企业家面临的挑战不是企业管理的问题，而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知道问题的原因，必须从社会变迁着手。

德鲁克一直在强调，在呼吁管理不是工商管理，而是社会功能！但是中国的学者始终没有跳出管理就是工商管理的思维方式。

企业家为什么觉得现在管理难？为什么会觉得陈教授讲的有道理？是因为他们的确遇到了挑战。但是这个挑战不是来自企业家缺乏领导力，而是大环境的变化，导致以往的认知，经验与知识不再有效。他们需要认知社会变迁，需要知道下一个社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未来的社会需要怎样的战略，什么样的团队，以及什么样的事业理论。

未来的社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知识是唯一的资源，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存在于每一位员工的脑袋里，两个耳朵之间。（建议大家重新读一下我前几天发的“德鲁克：写给中国知识工作者的一封信”）

他们拥有了“智产”，因此改变了劳资关系，这就导致现在员工难管。如何领导这些员工？领导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掌握哪些能力？

这些能力与陈教授提出来的“未来领导力”模式几乎是相反的。未来的领导者首先要培养“水性思维”，要放下身段，要服务员工。用德鲁克的话说“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领导者的角色是帮助下属成功，不是领导者自己要做到如何优秀，如何牛逼！是要让员工如何优秀，如何牛逼。

德鲁克说，“领导者的唯一正确定义是有追随者的人”。如果一个领导者像陈教授说的那样，让员工望其项背而不及，员工如何追随他？领导力的定义是“创造追随者的能力”，领导者要提高所有人的视野，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提供“身份和功能”。这也就是德鲁克“通识管理”（MLA）的本质。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德鲁克的管理学实际上“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学”。大家可以仔细琢磨这句话的含义，它要求管理者从什么角度看管理？要用上哪些知识？未来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什么？当自然人与法人并存时，伦理关系将发生哪些变化？法人的权力如何限制？知识工作者掌握的了资产，有了权力，如何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力？依靠什么来平衡权力？

这些问题真的非常复杂，也异常重要。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任何领导力模式都将无效。

讨论的目的只在于指出文章的不足。但还是要感谢陈教授的文章，让我能够去反思很多东西。也感谢王丹维老师的提醒，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